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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孝的起源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在西周,孝的含义有: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这带一定的宗教形式。二、传宗接代。在周朝的人们看来,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易经》:“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总之,西周时期的孝是一种封建宗教伦理。

  孝的内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误解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孟子在评价舜结婚的事情时说的,完整的原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从原文里能看出,这里的“无后”,并不是指没有后代,是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的意思。翻译成现代的话,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诉父母差不多(因为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他)。”也就是说,孟子的原话里,并没含有不生孩子就是不孝的含义。

  那么为什么后代人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曲解为现在的意思呢?“不孝有三”的另外两个是什么呢?这就要看汉代人赵歧所做的《十三经注》。他在注释孟子上面的话时,说:“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这里他把无后解释为了“不娶无子”,从此开始了两千多年的误解。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第一不孝,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意思是第一不孝,是对父母拱伏无违地屈从,容忍他们做没有道德的事情。   这就很值得我们回味了。很多年轻人说,为了父母去结婚。如果为了父母去欺骗一位异性而结婚,当然也就是“陷亲不义”了,无后问题没解决,反而犯了第一不孝。   实际上,这些古话在21世纪仍然被人们遵循,本身就是很悲剧的事情。传宗接代,是把儿女当作生孩子的机器,当作财产。父母把生儿育女当作投资,这本身就是值得反抗的。

  孟子论孝

  一般认为,孔门以曾子最能传孝道,而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孟子又是就学于子思的门人,所以孟子对孝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超过了其他儒者。他对孝道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1、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

  

孟子(3张)

  孟子接受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人都能达到“仁”的主观因素,“人人皆可为尧舜”,从而提出人的本质是性善的理论。人性是天赋的,孝的善德当然也是天赋的 ,人人都是生而具备的。   2、亲亲原则的建立,使孝悌成为五伦的核心。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正因为孝成了人生最高 的 道德,所以孟子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知了差不多(因为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他)。”   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这五伦中,孟子认为父子、君臣两伦最重要,“仁之实,事亲是也;父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离娄上》,孝悌成了五伦的 中心,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都将孝悌作为德性的 最高表现。因此,孟子所最为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总之,孟子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对孔子孝悌合一的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使孝道进一步政治化。   孝治是孟子为君主设计的一种理想境界,他不厌其烦的向梁惠王反复宣扬孝治,“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使儒家孝道进一步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孔子论孝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走向灭亡,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随着宗法奴隶制的日趋瓦解,“礼崩乐坏”。而当时的孔子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必先稳定家庭,如果不树立父母家长的权威,就无法达到家庭的稳定,进而也就无法稳定社会。所以,孔子提倡“孝”。孔子对西周的“孝”进行了继承发展改造和创新具体如下:   1、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   2、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那么如何表达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   3、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悌:敬兄,而敬兄长的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将家庭血亲中的等级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所谓“出则弟”就是这个意思,它主要表现的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   4、提出“几谏”的原则。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几谏”的原则兼顾到孝敬与社会群体利益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5、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人,仁不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一种普遍原则,要实现这一原则,必须有一个近的入手处,这就是孝。《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总之,孔子提出的孝实际上是一种家庭伦理,这就使孝从宗族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

  曾子论孝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具体如下:   1、对孝道的全面泛化。   孝在孔子那里仅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的总和,天经地义的原则。曾子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忠信礼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认为讲求仁爱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体现仁爱;讲求仁义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掌握适宜的程度;讲求忠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合乎忠的要求;讲求信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合乎真正的信实;讲求礼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对礼有真正的体会;讲求强大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表现出坚强。在这里,孝完全统摄了一切社会准则,是一切高尚品行的内在依据,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曾子还说:“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认为孝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这样,孝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永恒的命题,是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终极法则。   将孝道与忠君联系为一体。   曾子认为:“忠”可以是作为家庭伦理观念的孝的组成部分,而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的孝又适用于事君,成为政治原则。“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这里,表示忠君的忠已成为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这就意味着在曾子的理论中,忠已经被纳入孝的范畴,孝所使用的对象由子女对父母的孝已经变成社会中的人对于君主的忠诚。   2、强调实践孝道与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曾子认为,提高修养的方法,在于孝的实践与内心的反省,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参悟,不断地开阔心灵的领域。这便是曾子突出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讲求用内心的反省来检验自己的举止是否合乎道德的原则。

  荀子论孝

  荀子并不以孝道而著名,由于他坚持性恶论的人性说,其思想以“隆礼”为核心,因此,他把孝道仅仅看做表现家庭伦理的一般道德。但其论孝言论中的 君重于父的观点却影响深远。

  《孝经》

  《孝经》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的地位与作用推到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发展,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在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是对上述孝道理论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实践,而很少有理论的创新,最多是修修补补而已。   《孝经》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其作者有说是孔子、曾子、曾子的门人所作,至今无定论。   《孝经》思想的主题或最大特点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孝经》将以孝治天下描绘成一副诱人的图景,“先王又治理德之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地步。一部《孝经》,不足两千字,却多次讲到“治”、“顺”,行孝道,就能“治天下”“顺天下”。   《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十分明确地将行孝与“事君”结合在一起,把“事亲”与“事君”混同起来,“事君”成了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孝进一步政治化的表现。   《孝经》把孝分为“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分五章讨论,体现了孝道的不同层次。   《孝经》还有一些独特的内容,用刑罚来维护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认为不孝之人与要挟君主者和非议圣人者一样,都是大乱的祸根。   总之,《孝经》作为儒家专论孝道的一部经典,以其孝道理论的全面性、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使儒家的孝道理论创造达到了顶峰。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之后,一反西周奴隶制下的礼乐文明,在统治思想上推行法家学说,企图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却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很快走向了灭亡之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酝酿,终于选择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兼采各家思想的适用部分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其中“以孝治天下”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孝就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时的孝已越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贯通性、统领性的道德意识。   西汉以后,封建孝道并无太大变化。从孝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孝经历了从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到家庭伦理,再到政治伦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孝观念的内容在不断蜕变,其中的合理因素愈来愈少、消极因素被引向极端。

  主要内容

  养亲与敬亲

  养亲是子女对父母的最基本义务,是基于人的报恩观念而产生的。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又是因父母的精心照顾而长大成人,这种生命创造及养护的客观事实使人类产生了报恩意识,即在自己的父母年老之后要竭尽全力赡养父母,尽“反哺”义务。孟子曾提出不孝的五种情况,即“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在这五种不孝的情况中,有三种均为“不顾父母之养”,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养亲是为人子的基本义务。   传统孝观念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奉养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子女对父母有敬爱之心。孔子对“敬亲”特别重视,而且把能否敬爱父母作为人与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传统孝观念中,敬亲是比养亲更高层次的孝。只有上升到敬亲

  顺亲与谏亲

  敬亲,不仅表现在态度上对父母长辈和悦,在行为上事之以礼,而且更为深层的是要顺从父母长辈的意志,唯命是从,所以常看到孝顺连用。“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礼记.祭统》)这里的畜即顺之意。“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顺就是要听从父母的话,按父母的意志办事,凡事以父母的标准为标准。   但如果认为,只要是长辈的,无论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对的,并且要求子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服从,显然是片面的。那么当父母长辈有过错时,子女应怎么办呢?儒家伦理给出了答案,即子女要委婉谏诤。孔子主张“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即委婉劝谏。孟子也曾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孟子.告子下》)就是说,子女对父母的过失,违背道义的行为不怨,不谏,甚至盲目顺从,就是不孝。

  传宗接代

  传统封建的孝观念认为人在结婚之后必须生子,生子育孙能使家庭以至整个宗族得以稳固和延续,使先祖得以祭祀。完不成这一重任,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对祖先最大的不尊。《孝经.圣治章》也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即使奉养父母锦衣玉食,但终无后人再续家门,让父母死不瞑目,古代孝子会感到无限遗撼,感到愧对父母。可见传宗接代观念在古代是报答、安慰父母的一种方式和情结。

  丧亲与祭亲

  孝的基本含义是“善事父母”,它包括“事生”和“事死”两个层面,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延伸,它表达了子孙对逝去长辈的敬重和思念。“事死”是传统孝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意思是,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已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这是孝的最高表现。孟子曰:“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滕文公上》) “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礼记.祭义》)从以上可看出传统孝观念非常重视“事死”的。   “事死”也就是古人说的丧亲。曾子将丧亲之孝概括为“慎终追远。”慎终是父母死亡的丧葬行为,追远是父母死后的祭祀礼仪。可见,子女表达丧亲之孝的形式就是丧葬和祭祀,也就是说父母或长辈去世后要举行葬礼和祭礼。

  立身、立功,以显父母

  百善孝为先。因此,立身行道的一切几乎都被看作是孝。要立身必须首先存身,即保全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祭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自己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如果毁伤了自己的身体就等于毁伤父母的遗体,就是不孝。   传统孝观念不仅要求子女立身,而且在立身的基础上要立德、立言、立功,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子女们寒窗苦读,跻身仕途,求取功名,为的是秉承父志,善继善述,实现父母对子女的希望,“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为的是保持家风淳朴,维护家道兴旺,为父母、为家庭取得荣誉,延续父母、家庭及家族的生命。光宗耀祖,光大宗门,这是传统孝道对子女在家庭伦理范围内的最高要求。


  积极价值   

    首先,传统孝观念中的“养亲”、“敬亲”具有普世价值   孝的基本含义就是“善事父母”。养亲就是保证父母物质需要的供养。子女在幼小时受到父母的抚养和教育,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有赡养、扶助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赡养父母仅仅有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在赡养的过程中体现出“敬”。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呢?   传统孝道中所讲的“养亲敬亲”思想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所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价值。   其次,“亲亲”、“敬长”观念有利于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在古人看来,一切人际关系均是基于孝而发生的。中国传统社会,特重家庭,在家庭中又首重父子关系,而调节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就是儒家提倡的“孝”。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孟子则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通过父子关系直接体现子孙与祖宗的关系。兄弟关系也是因为双方均是父母所生,我们敬重父母,也应该敬重由父母所创造的生命。夫妻关系也是为了延续宗族的生命而得以建立的,家族、宗族、亲戚等关系都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发生的。师生关系是精神关系,老师是精神生命之所出,因而古代社会强调对待师父要像对待父亲一样。朋友关系一样是由精神或文化的关系而产生,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我们求友的目的就是借助朋友之力来充实精神生命或文化生命,因此,友道实为师道的扩大,中国的师友关系一样是导源于孝道的。所以,孝是中国文化向人际与社会历史横向延伸的根据与出发点,是贯穿天、地、人、己、子、孙的纵向链条。   从精神机制上看,儒家文化就讲究一个“推”字。提倡孝道要推及于人,要行忠恕之道,如果将对父母之敬爱,对兄长之尊重(即孝悌)精神推及于人,那一定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此,不仅会和睦九族,以亲乡里,而且会以君为父而忠君,以民为本而爱民,由追祖宗而爱祖国,以师为父而尊师,以长老为父兄而敬老尊长等等,从而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如果全社会范围内的人都做到了“亲亲”、“敬长”,那么整个社会的稳定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再次,传统孝观念中的“立身扬名”之孝造就了许多忠君爱国的杰出英才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立身然后方可言孝。而中国古代的“立身”,不外乎“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这三者之间虽有区别,但总体上来看,都已不再是局限于家庭内侍候父母的范围,而是一种社会的事业。众所周知,儒家对“立身”最为关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始终不移的追求。儒家修身的目的也正在于治平,在此意义上,立身之孝就会导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国事关怀。当然,古人行事、建功立业的促动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是因为各种偶然因素,也可能是出于现实功名利禄的引诱,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父母的教诲曾对他们的心灵产生过巨大的震撼力。传统孝观念强调对父母的遵从,因而父母教诲的权威性在古代社会是不容置疑的,其影响是终身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岳飞的母亲为勉励他英勇抗金,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的故事家喻户晓,感人至深;杨家将满门精忠报国,前仆后继,正是由于佘老太君夫妇的谆谆教诲与榜样示范;汉代的司马迁为了了却父母的宿愿,宁可承受着沉重的打击而隐忍苟活,完成了其父尚未完成的《史记》。由此可见,传统孝道也为社会造就了许多杰出的英才,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创造的业绩,正好也说明了在古代社会中亲亲的爱国可能。

  孝道文化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1、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孔子认为,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难的就是时刻保持这种“爱”,即心情愉悦地对待父母。   2、奉养。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   3、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4、立身。《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此,终日无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这也是对父母的不孝。   5、谏诤。 《孝经》谏诤章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   6、善终。 《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儒家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 

  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1、修身养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每个人的道德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的最起码的德性。因此,儒家历来以修身为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融合家庭。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故此,儒家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规范家庭。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老年父母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3、报国敬业。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达于至高无上的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   4、凝聚社会。儒家思想产生于乱世。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一些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一统,由乱达治。客观地讲,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塑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孝道文化。

  消极作用

  孝道文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消极的一面也是突出的:   1、愚民性。中国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强调“三纲五常”等愚弄人民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   2、不平等性。儒家孝道思想中“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利不平等的关系表现为上对下、尊对卑的单向性服从,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无论是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充斥着扼杀平等的价值观念。   3、封建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体系,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阶级处于上升趋势过程中,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封建阶级的最后避难所。   4、保守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创新力量,强调对圣贤的思想理念的守成;在文化上就是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给中华民族文化蒙上落后的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难以肃清其保守性的影响。

  孝道断层的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孝道观念淡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化的“改造”,已经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消极作用极为突出,集中表现在愚民性、不平等性、封建性和保守性等方面。   第二,“五四运动”以来,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内核进行科学的、理性的研究和探讨很不够,出现良莠不分、矫枉过正的问题。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左”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禁锢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十年浩劫,对孝道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使人们难以正确对待孝道文化的合理内核。   尽管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断层,但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1]

  百善孝为先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   从秦汉开始,我国就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建成它并维护它要有两条保证。第一条,要保证对广土众民的大国高度集权的有效统治;第二条,要使生活在最基层的个体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高度集中的政权与极端分散的农民双方要互相配合,减少对立,在统一的国家协调下,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业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救灾防灾。个体农民从中受到实惠,则天下太平。   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生产的家庭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国家有保护小农的责任,   “国”与“家”的关系协调的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则是“孝”。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作《西铭》,在《孝经》的基础上,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五四”以来,有些学者没有历史地对待孝这一社会现象和行为,出于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说成罪恶之源,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孝道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能看作是古代圣人想出来专门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   古代农业社会,政府重道德伦理,体恤天下为人父母之心怀,所以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孝道贯穿始终,父母在世时要孝顺,亡故后亦不改变对父母的孝道,常思念父母的养育恩德,固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训条。子女刚出生时父母日夜守护,任劳任怨,真心切切,子女懂事后对父母要“晨昏定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体恤父母的用心良苦,所以有“天下无不是父母”。   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社会结构正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现象对孝道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新型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两对父母,传统观念规定的某些孝道行为规范,今天有孝心的子女难以照办。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无论父母或者子女,家庭仍然起着安全港湾的作用。   今天对孝道的理解和诠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基础培育起来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传统观念,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这一课题关系社会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民族兴衰。只要群策群力,假以时日,深入研究,必有丰厚的成绩。

  与法治、宗教的关系

  先秦社会虽然将孝道作为巩固家庭组织,加强凝聚力的主要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将其它社会组织力全然抛开。事实上,法律、宗教并没有从社会领域中销声匿迹,而是在道德的主导下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   首先看宗教与孝道的关系。《论语·为政》孔子所谓“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着眼点虽在于以礼释孝,却反映出宗教的道德目的。家庭内部进行祭祀主要是为了弘扬孝道,古人对此了然于胸,故《礼记·祭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义》也说:“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又说:“君子生则敬飬,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祭祀是将对父母生前的孝敬推而广之,甚至及于早已故去的先祖,目的是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笼络在家庭组织之内。祭祀不仅可以安定和凝聚人心,同时也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孝道教化。《祭义》:“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又说:“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长期反复的习礼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孝的意识在超自然力的作用下更能震撼人心。另外,在孝道衰落的情况下,宗教往往为孝道“辩护”,用宗教故事或语言说明其合理性。《墨子》一书中《天志》、《明鬼》等篇的不少故事就是以劝勉世人躬行孝道为主旨的。   法律也对孝道起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孝便是罪大恶极,因为它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当根据文王之法严加惩罚。《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诱注:“商汤所制法也。”《孝经》也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以上所引材料年代不尽一致,背景自然各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法律在家庭道德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往往会弥补由此形成的真空。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宗教、法律在整个先秦历史上先后对孝道发挥过重要的补充或辅助作用,然而它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取代孝道在家庭乃至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传统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使得文化的改变困难重重,因此人们通常只是试图通过恢复的方式去解决孝道的衰落问题。东周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孝道随之衰落,然而关于孝道的讨论却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孝道是一种道德现象,它以家庭组织之中的血缘亲亲为基础,然而又超出于一般意义上的亲子感情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指出西方家庭有亲子之情而无孝道,只有中国才称得上具有“孝的文化”。同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孝道乃是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道的产生和存在需要特殊的“配方”:当一个社会将某些因素按照特定方式加以培植时,孝道就会产生,反之就不会产生。   首先,父系制家庭组织是孝道产生的第一个条件。父系制家庭以父亲的血缘作为世系、财产、权力传承的纽带,家庭成员的基本关系也是在父系家庭内部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家庭组织稳固、秩序良好,个体成员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父母(尤其是父亲)相对于子女而言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因此是维护家庭秩序的“最佳选择”,孝道就是这种基于生理关系的亲子感情被社会极力强调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孝道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以父权为凭借,以维护家庭组织稳定为目的的文化要求。   其次,只有家庭力量的强大符合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时,社会才会鼓励甚至帮助家庭通过道德、宗教等手段维护其自身利益。由于历史的原因,家庭在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颇高,影响重大。家庭组织的兴衰不仅影响着政权的安危兴替,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有序运行。由此可见孝道与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它是社会用以保障切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可以预料,随着现代社会多种社会组织的建立,以及社会福利、养老等制度的建立,家庭的功能会逐渐得到分化,人们的生活重心一旦转移到家庭之外,孝道就不会再像传统那样受到重视。   第三,家庭组织的规模和结构影响着孝道的产生与发展。庞大的规模和结构为孝道的产生提出了要求,而当家庭组织的社会功能弱化、地位降低时,它的结构和规模自然而然就势必受到制约,孝道也会随之衰落。在“弘扬传统文化”之声高唱的当前,人们似乎认为传统孝道也在“弘扬”之列,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孝道是家庭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自我调适的产物,家庭小型化、结构简单化已是现代社会的大势所趋。传统的孝道服务于家庭养老、救济、教育等等,而随着小型家庭的普遍出现,以上功能显然已经不是家庭所能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提倡“孝道”,恐怕未必是明智之举。   第四,道德虽然可能对家庭发生有效的组织作用,但并非所有家庭秩序的维护都要靠道德力量实现。文明类型不同,社会组织力的发展状况也往往随之有别,除道德之外,法律、宗教都是促使加强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力量。中国古代法制、宗教二者不够发达,而以礼俗为载体的道德力量则得到优先发展,众多社会组织的维系都通过道德得以实现。孝道,就是作为社会组织力的道德在家庭领域的一种表现。现代社会正在迈向法制社会,法律的触角已伸入家庭内部,这些都成为传统家庭道德的取代品。总的看来,孝道在当前社会下的瓦解乃是不可挽回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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